[ 导读 ] 这家有着40多年历史的风投机构由于人事动荡、性侵丑闻等问题，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股融易注：与当年齐名的红杉等大牌VC相比，KPCB已经被远远甩在身后。

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Byers）是科技创投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机构之一，也曾是全球领先的VC之一。它素有“硅谷传奇”之称，其对亚马逊和谷歌的早期投资更是广为传颂。

然而，这家有着40多年历史的风投机构由于人事动荡、性侵丑闻等问题，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近日，在KPCB供职8年的“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被曝离职，创办自己的新风投公司。

彭博社消息称，与米克尔一起离职的还有三名KPCB合伙人，包括穆德·罗格哈尼（Mood Rowghani）、诺亚·克诺夫（Noah Knauf）和朱莉叶·迪鲍比尼（Juliet de Baubigny）。

他们新的风投公司计划于2019年成立，并展开独立融资。目前，米克尔并未透露融资的规模，只是强调新公司将专注于投资中后期的创业公司，并且更加聚焦于全球范围内的机会。

毫无疑问，米克尔的离职对于KPCB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Recode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三人集体出走或与KPCB合伙人之间的矛盾有关。

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在KPCB内部，存在着“早期投资团队”和“后期投资团队”两方，米克尔所在的 “早期投资团队”支持美国初创企业，但它们有时没有成形的产品；“后期投资团队”能够与主权财富基金竞争，为全球各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提供投资。虽然双方同享KPCB这个投资品牌，但一起共事的时间非常少，团队文化差异极大。

事实上，不仅是合伙人形同陌路，KPCB内部也存在很多问题，在中国市场还遇“水土不服”。近年来，其更是少有显著成功案例，曾经的明星VC机构已经风光不再。

“硅谷传奇”优势不再

上世纪70年代，风险投资还是传统的投资方式：投行里的投资人花大量时间做分析，然后决定是否要出资。一旦出资，数额巨大，但不会参与项目后期的管理。

但在托马斯·帕金斯（Thomas Perkins）看来，投资人不应该只看利益，重点应该是投后引导和管理。当帕金斯把这一想法跟朋友说起后，朋友向他极力推荐了仙童半导体公司中“天才八叛逆”的一员——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这个人跟你一样，想做一样的事情。”

朋友的撮合下，两个人相谈甚欢，随即决定成立一家投资公司。

1972年，KPCB就这样诞生了。创办之初，KPCB是有钱没地方花的状态，找不到项目，找到的几个投资都失败了。最后，帕金斯和尤金成立了一家电脑公司——Tandem，只能先投资自己的企业。

20世纪80年代，KPCB又吸纳了约翰·杜尔（John Doerr）和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两位明星投资人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其中，杜尔在消费网络领域所向无敌，后来还被称作“创投教父”；而科斯拉则在电信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成绩斐然。

之后的20年时间里，KPCB逐渐成长为了全球最大、最具实力的风投机构之一。在杜尔的带领下，KPCB几乎包揽了如今互联网界的顶级企业，比如：亚马逊、谷歌、网景和美国在线。

公开资料显示，1994年，1996年和1999年，KPCB通过对Juniper Networks、亚马逊和谷歌的投资回购取得了巨大的收益，投资回报率分别是32倍、17倍和6倍。

KPCB也因此誉满全球。后来，甚至一家企业如果能获得KPCB的投资，就可能被标榜为“未来之星”，能获得更多超过资金本身的资源。

如今的KPCB虽然仍管理着大量资金，杜尔也将大把资金挥洒在技术领域和政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新一轮的科技大潮中表现平平，已经逐渐丧失了优势。

近些年，KPCB错过了许多在日后引领互联网风潮的企业的早期投资机会，如Facebook、Twitter、Zynga、LinkedIn和Groupon等，更是鲜少有经典投资案例。据网易科技描述，2000年、2004年和2008年是KPCB最难熬的三个年头，公司在这三年中都在赔钱。

相反地，更激进、更有创造力的新投资群体正在全力追赶，如Marc Andreessen的Andreessen Horowitz和Ben Horowitz、Peter Thiel's Founders Fund、UnionSquare Ventures、Accel Partner、俄罗斯的DST以及其它机构等。

2011年，为了一转颓势、赶上后期投资风潮，KPCB发起了10亿美元专注后期投资的Digital Growth Fund，参与了Facebook, Groupon, Zynga和Twitter等的后期投资。但有分析人士认为，该基金的发起标志着KPCB不仅失去了竞争优势，也丢掉了估值准则。

更令KPCB遭受打击的是，2015年公司前合伙人被曝出性骚扰丑闻，KPCB也被指存在歧视女性的行为，此事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案件也在全美科技界引发了广泛讨论。

业绩不佳、风波不断，如今米克尔又带着团队离开，每况愈下的KPCB恐难以承压。

在中国遭遇滑铁卢

2017年4月，原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主管合伙人周炜结束了自己在凯鹏华盈的10年生涯，和此前工作多年的TMT合伙人及团队一起，成立创世伙伴资本，专注于中国TMT领域早期以及成长期投资。

创世伙伴资本第一期人民币基金规模超15亿元。新基金将重点关注创新金融、中国公司出海、创新技术，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泛娱乐内容平台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周炜的离开对于凯鹏华盈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在他的带领下，凯鹏华盈在中国刚刚走出前期高层人事震荡的低谷，业绩逐渐向好。周炜曾透露，凯鹏华盈第一期美元基金将总体获得4-6倍的回报。截至2016年2月，2010年底募完的第一期规模五亿多的人民币基金也已投完，回报预计在3-5倍。

在周炜之前，凯鹏华盈经历的那轮人事震荡和水土不服等问题，已经对其在中国VC界的地位造成致命影响。

2007年，KPCB高调进入中国，并首次在美国境外设立专项基金——总金额为3.6亿美元的中国基金。核心团队由来自华盈基金（TDF Capital）的汝林琪带着徐传陞、钟晓林，加上刚从赛富离开的周志雄共4名合伙人组成，这个团队也被关注KPCB的人士戏称为“中国珀金斯”。

按照KPCB的说法，他们为进入中国市场酝酿了三年之久。虽然前期准备时间很长，但是KPCB进入中国市场很快“水土不服”。他们并未找到一个合适的运作方式，不对称的“双核”结构也使得其投资策略一直不清晰。

KPCB中国团队人员都是杜尔精心挑选的，有投资过阿里巴巴和百度的华盈基金，也有资深投资人周志雄。

成立之初，汝林琪及其由徐传陞、钟晓林等构成的原华盈基金团队和周志雄团队分处上海和北京，形成典型的“双核”结构。这样一个“强劲团队+业界高手”的组合看似很亮眼，但谁做新团队的“老大”的问题却始终难以解决。

汝林琪出生于台湾，12岁移民美国。一直以来，其奉行的投资策略是——跟投，“找到别人已经投资的企业里最好的企业”。她的团队在华盈基金时管理资金规模最大也不超过1.3亿美元。

与汝林琪完全不同，机关大院长大的周志雄，天生桀骜不驯，极度冷静、自信。加入KPCB之前，他主持或参与过的案子总金额已超过3亿美元。

除了性格导致的投资策略差异，双方在投资速度和额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据《创业家》报道，周志雄在加入KPCB短短半年时间内，投下了7个案子，总金额达到5千万美元。而汝林琪团队在整个2007年，仅仅投了5个案子，金额最少的一个案子甚至100万美元不到。因此，还有合伙人委婉地提醒周志雄“注意一下速度”。

双方团队也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和气，不愿为了某个项目深入探讨甚至公开争吵，将个人想法隐藏心中。一些当事人回忆当时的情节时向《创业家》透露，双方各自提出的项目几乎都是全票通过，只有一个案子周志雄投了反对票。但这就进一步模糊了“什么案子是凯鹏华盈该投的”这个评判标准。

这样的“和气”又持续了半年后，周志雄于2008年选择与KPCB中国“分手”，成立凯旋创投，并在杜尔的同意下带走了他在凯鹏华盈投的7个项目。

同年，徐传陞也宣布离开，加入了彼时刚刚进入中国的经纬创投中国基金，成为其第三位管理合伙人。2011年，钟晓林也终于离开，创立江南资本。至此，这个曾经的“梦之队”彻底分崩离析。

事实上，周志雄的出走就已经给KPCB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前后折腾近一年的时间。为了降低人事动荡带来的影响，时任投资总监的周炜被提升为合伙人，临危受命，继续推进凯鹏华盈在中国的投资业务。与此同时，KPCB中国也明确了团队分工和投资策略。

其中，第一期美元和一期人民币基金由汝林琪和周炜共同管理，而二期美元基金的 GP 则是周炜和黄瑞晋。投资项目回归TMT领域，聚焦中早期投资，从“赛道”转向“精品”，并由此带出了一批的明星项目，比如宜信、融 360、喜马拉雅、秒拍等。

就在一切步入正轨，业绩略有起色的时候，周炜选择自立门户。自去年以来，凯鹏华盈在中国几乎一蹶不振。在2017中国股权投资年度排名中，已不见凯鹏华盈的身影。

与当年齐名的红杉等大牌VC相比，KPCB已经被远远甩在身后。据说接近古稀之年的杜尔还在试图力挽狂澜，想凭借一己之力将KPCB拉回巅峰。这看起来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