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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变”时刻:中国式创投启示录
对话顺为资本许达来:太多人焦虑,太少人实干
来源:投中网  2019-05-16
作者:股融易

[ 导读 ] 盛希泰认为:今天并没有什么创业寒冬,只是伪创业正在死去。

重要的变化频频发生在过去一年,有些鼓舞人心,有些糟糕透顶。总归要过去了。

一年将尽时,关于创业与投资的讨论多了起来。倒闭、失败与裁员的消息纷至传来,寒冬中的人们,脸上有悲伤的情绪。透过悲伤与寒冬,我们的好奇是:在创投领域,过去一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故事如何影响到了今天?而对于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这是一个关于起伏与艰难、成就与失败的命题。这是投中网旗下,偏见实验室的第 1 篇文章。

一群中国风投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官员与学者,给一位美国人颁了奖。

获奖者是乔希·勒纳,他被授予的,可能是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风投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一项表彰:首届成思危奖。

乔希是哈佛商学院的终身教授,其获奖的成果是九年前出版的一本英文专著《The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中文译本叫做《梦断硅谷》。译名是有些糟糕的,作者讲述的不仅仅是发生在硅谷的故事。严格来说,这是风投史上第一本反思政府与风险投资关系的著作,书中的关注点是:在创新经济中,我们要寻找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距离乔希获奖已经过去了半年。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加入到反思者的行列中:在这个由风险投资与创业潮所构筑的时代中,我们如何理解当下正在经历的时刻?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时刻。

令人不安的变化接踵而至:民营企业步履艰难,裁员消息连锁传导,投资机构收紧钱袋,市场流动性退潮,贸易分歧风声愈紧。财经媒体集体表达着焦虑,迫不及待地为即将过去的一年写下定义:创业与风投的潮水正在退去,一个属于中小企业主、风投机构甚至更多人的寒冷季节已经降临。

这是一个总体上并不友善的时刻。

对于有志于闯入商业世界的冒险者,这一年大概拿到了更少的投资意向书,更多的投资意向书也变得无法兑现。对于积累了几年资历的年轻投资人,这一年或许正感觉着行业窘境,大量的项目难以退出,退出的项目估值倒挂,所在基金的存续期面临结束,下一期募资还遥遥未定。对于一些看上去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这个名单包括但不限于京东的刘强东、ofo的戴威、金立的刘立荣、锤子的罗永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伤故事,恐怕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最时鲜的办公室笑料。

这是一个信心略显不足的时刻。

如果你有心通过搜索工具查找“失败、艰难、破产”这样的字眼,你会发现这些词汇的指数平均比上一年同比增长了超过50个百分点。怀疑与负面的情绪,同样弥漫在智能手机组成的庞大网络间。过去一年里,社交媒体上最火热的三篇文章分别是:一只新型成功学吉祥物的欺骗性自述、一篇对于计划上市的旅游网站的数据打假,以及一位疑似前黑社会大哥的意外死亡。当然,存在少数乐观主义者,他们坚定断言:这一年会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

这也是一个被过去四十年积累的繁荣依旧包裹着的时刻。

科技革命正在从城市向广袤的乡村蔓延,14亿人口保有着13亿部智能手机,接近全球智能手机总量的三分之一。风险投资重塑了过去20年的商业体系,2017年开始,中国主导的资本占到了全球风险资本近四分之一,比2013年增长了15倍,同期美国资本只增长了一倍。更深刻的故事是一个国家的结构化转型。就业数据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国家,与2013年相比,2017年的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达到近45%。个体和私营部门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具活力。

这是公元2018年的岁末。

当我们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比之更多的悖论与矛盾,正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人们可以轻易做出判断,人们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对许多年后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一年一定是一个好光景。它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所谓的真相是否由两相对立的事实所组成,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起伏与艰难、成就与失败的命题。

穿西服的“摇滚明星”

商业世界的偶像,正在快速更迭着。舞台上角色来去,反映着观看者口味的变化,人们在电子屏幕上做出自己的选择。

最新的一个变化是:刘强东正在被舆论揶揄嘲弄,一些人试图将其赶下舞台。

这位京东的创始人曾在今年8月份陷入了一场涉嫌强奸的传闻。接下来几个月内,京东在纳斯达克的股价一度遭遇挫折。后因证据不足,刘强东被免于起诉,但关于他过往经历的桥段,则在中文网络上不断发酵。

在此之前,刘强东是这个国家过去一段时间最成功的创业者之一。他来自东部的乡村,通过考试,进入了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毕业后开始创业,迅速完成原始积累,并获得资本青睐,建立起一间全球知名的公司,还拥有了一位在互联网上颇受关注的美丽妻子。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中文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关注。

这是一个关于个人奋斗与好运气的故事。而在二十一世纪的商业叙事兴起后,这个故事则变成了一个“中国梦”的现实投射,刘强东和他同代的成功创业者变成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流行的偶像——“事实上,他们是中国镀金时代的摇滚明星。”《纽约时报》的比喻更为形象。

“摇滚明星”们的成功经历,很可能引起了大规模的效仿。2012年,盖洛普在中国的一项调查显示:94%的受访者不满于父母一辈的“铁饭碗”工作。年轻人正试图从国营与事业单位逃出,奔向越来越多公共和私人资金流入的初创企业。这是更大的创业浪潮涌起的前夜,“创业”变成了一种意味着更多可能性的人生选择,“创业者”正在变成一个时髦的身份。

问题来了:创业作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是在何时开始在中国形成的呢?

“我们在八十年代就拥有了一批伟大的创业先驱,但创业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应该是肇始于《赢在中国》的开播。”英博投资创始人冯志如此作答。

2005年底,当时还在华夏证券投行部的冯志,结识了央视制片人王利芬。后者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受到了当时美国正时兴的电视真人秀节目《飞黄腾达》启发,打算在中国创办一档商业真人秀节目——《飞黄腾达》这是一档职场选秀节目,主持人是后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新节目的方向一开始并未确定,王利芬为此召集了多次策划会。有一天,她忽然告诉冯志,我们来做一个创业节目吧,就叫做《赢在中国》。她邀请冯志加入团队,担任项目总监。没过多久,在中国最具权威的官方电视台上,一档创业类选秀节目诞生了。

那是一个人们对于创业还没有太多概念的时代。民营企业家还在走向舞台中央的路上,“下海”式的思维,主导着许多中国人对经商的理解——它几乎是边缘、不安与投机的同义词。《赢在中国》节目组,通过报纸广告,从全国各地征集了一批创业者。但是对于新的身份,哪怕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也带有些许疑惑。

“我还记得第一届节目的亚军周宇,在答辩的时候说,我就是个做生意的,挣钱的,怎么就忽然高大上了,就叫做创业了?”时隔多年,冯志对这段话的印象依旧深刻。它也正好说明了那段历史令人玩味之处:处在新旧交接的路口,我们往往是并不自觉的。

《赢在中国》塑造创业者的同时,也把另一个群体带入了人们的视线。熊晓鸽、阎焱、徐新,这些在今天知名的风险投资人,在2006年的中国,对于大多数的电视观众来说,还颇为陌生。但很快,他们就要走上时代舞台。

风险投资在中国,其实并非一件新鲜事。

追述前史,今天的许多从业者,将1998年视作中国风投元年。那一年,成思危提交了关于加快发展风险投资的政协“一号提案”,这被认为是发展创投进入官方思维的重要标志。实际上,早在1985年,对于风险投资的描述就出现在了一份中央文件中,同年9月,中国成立了第一家国有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后的十余年间,来自美国与西欧的资本率先进入中国。在深圳,本土风投机构也开始起步。

第一批接受风险投资的创业者,也正在从海外归来。1996年,张朝阳接受MIT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等人的风险投资,回国创办了搜狐前身爱特信公司,是为中国第一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这也翻开了中国互联网创业故事的篇章。

最早的“摇滚明星”们开始陆续登场。只是,一开始并没有太多聚光灯笼罩他们。2001年,中国风投领域学者刘曼红赴美,在一场大型风投年会的中国分会场上,她发现一共只有七个人到场,包括在台上演讲的五位嘉宾。——此前一年,中国创投机构总量只有201家,创投还是少数人的游戏。

人们在当时的担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国内配套政策与退出市场的缺乏。早年接受风险投资的中国公司,大多选择海外上市,资本很难在国内获得回报。这种境况,在此后十余年中逐渐缓解,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陆续开通,中国的创投生态才开始成型。

另一方面,行业标准的缺失和专业人才的匮乏,往往令资本无法保持投资的纪律性。这个问题,可能直到今天都在困扰着创投行业。

问题并没有阻碍繁荣的到来。

实际上,就在《赢在中国》开播的2006年,中国风险投资总额已达到17.8亿元,成功跻身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仅次于美国。至2017年,中国主导的资金已占到全球风险资本的近四分之一,比2013年增长了15倍,其中大部分投资都来自中国公司。同期,以美国为首的资金,仅增长了一倍。

大量资本的涌入改变了游戏的规模,更多人加入到了这个新兴行业中。

“2011年底,我从美国商学院毕业回国,不久后加入软银中国资本,那时候身边读MBA的同学,选择风投作为职业的凤毛麟角。过了两三年,国内商学院的一个班,会有二三十号人毕业后跑去做风险投资。”这是软银中国合伙人武凯的惊讶发现。

他所提到的2015年,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年报中,正是基金管理人数量爆发式增长的一年。今天的最新数据则显示,国内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已达到14676家,基金数量33557只,基金规模超8.5万亿。整个私募基金管理人员工总数也超过了24万人。投资潮伴随着创业潮兴起,仅从数量、规模和时间来看,这大概是当代风投史上最为瞩目的资本扩张神话与狂欢。

快速扩张造就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时代叙事。过去数年,越来越多的投资人从幕后走向台前,借助媒体发出声音、制造概念、创造词汇,甚至试图为创业者指引方向。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这同样是史无前例的转变:资本家拿起了话筒。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到鼓舞,尝试着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一位来自老牌美元基金的投资人告诉我们:“过去几年,国内风险投资从业者的平均年龄越来越低,30岁以下的投资经理越来越多。看看媒体的榜单,大家都在争相评选30岁以下新锐投资人。”

面对创投行业整体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一些年纪更大的从业者向我们表达了担忧:“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判断力不足。对比来看,美国同行的平均入行年龄在40岁上下,做投资人往往是很多人创业成功之后的最后一份工作。”另一方面,人们也承认,年轻投资人正在塑造不一样的局面,比如,他们所挑选的创业者,往往和他们一样年轻、自信且富有野心。

无论是投资人还是创业者,行业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文化的变化。在北京、上海与深圳,在写字楼与联合办公空间中,灯火彻夜不息,一种叫做“996”(九点上班、九点下班、每周工作六天)的工作制正在流行。投资人和创业者彼此分享着关于砥砺磨难与艰苦奋斗的共识,媒体则通过一篇一篇带有成功学意味的文章告诫人们,只有做到“延迟满足”,你才可能成为像张一鸣那样的成功者——当然,人们并不愿意过多谈论张一鸣成功前的多次失败。

“崇拜成功的工作狂”文化,很可能是一种正在变化的全球景观。《纽约时报》报道,在硅谷,人们同样在颂扬着超时工作及其背后的成功诱惑,比如创业者在流行T恤上写下“朝九晚五属于无能者”(9 to 5 is for the weak),比如风险投资人会在Twitter上炫耀自己连续工作的时长。有评论认为,很可能是这些发端于硅谷的工作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创投人群的工作伦理。在后者心目中,硅谷已经变成了比好莱坞更具魅力的时代文化坐标。

正在中国发生的故事,并不完全是硅谷的变种。“在美国,创业是一种生活选择,人们可能会觉得,它跟去超市打工,开出租汽车,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在中国,创业者似乎更在乎成功,希望出人头地。”顺为资本执行董事孟醒这样说。在回国成为投资人之前,他曾是硅谷的创业者之一。

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创业是新时代的科举,而非大学教育——这样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许多人的创业动机。这是一种更为广泛且有效的选拔制度,也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境复兴,通过实战决出胜负,任何人都可以快速获取财富、权力与名望。

创业潮在中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2015年,鼓励创业作为一项国策,被正式提出,政府寄望于创业带动中国经济转型与技术升级。

并非一厢情愿。2009年后,随着全球许多国家逐渐摆脱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国际竞争开始加剧。也正是这一时期,全球风险资本开始大规模扩张,从2010年的520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1710亿美元,增幅超200%。中国、印度和英国扩张明显,目前已占据全球创业交易数量和投资的三分之一。在面向未来的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行业,2017年中国对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的投资,已在全球占比接近半数,超过美国10个百分点。

创投行业的扩张,也一定程度上,对内拉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据官方统计,与2013年相比,2017年的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达到近45%。数字的背后,是规模庞大的人力资源结构性迁变。

更多人被新成立的私营企业所吸纳。截止2017年第三季度,私营企业数量已超过2600万户,占企业总量的近90%。新成立的私营企业数量,已占同期企业增长总量的近99%。

这是我们所经历的创投时代更大的背景,也是今天穿西服的“摇滚明星”们身后的时势。

时势这种东西,不仅创造舞台上的英雄,还影响着舞台下的所有人。

飞越“死亡谷”

梦想永远不是稀缺品。一小部分美梦成真,大部分归于无形,而有一些梦,是时候清醒了。

首先醒来的是资本。

梦境体现在数字中。据投中网数据,从2014年到2016年,中国创投市场始终保持高速增长,三年总计投资规模约1276亿美元。同一时期,官方一项调查显示,首次创业的青年,平均年龄不过25岁。这意味着,在最火热的时候,投资人把时代的红利,更多地交给了出生于1990年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

说服投资人押注的,是年轻人的想法和决心。“一代年轻人放弃学历、户口、高薪,在追求心灵的召唤和灵魂指引的时候,所谓‘中国的时代’就真的到来了。”徐小平在2014年举行的一次天使投资大会上,发表了上述看法。作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被众多年轻创业者视作导师。

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是失败率。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的一位负责人表示,青年创业的失败率在80%左右。其次是信用问题。洪泰基金创始人盛希泰认为:“决心是创业成功很重要的一项因素,但恐怕我们现在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年轻人有了一个点子,就跑来找投资人拿钱,但是他们可能很少去思考,该如何为拿到的钱负责任。”

“这样下去,对年轻人并不是好事。”盛希泰对此表示担忧。

并非所有年轻人都在逃避。出生于1991年、今年27岁的戴威,正在表达出承担责任的决心。

2018年12月19日,ofo小黄车创始人戴威的一封公开信,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他对过去一年来出现的经营问题做出了反思,并承诺“不逃避,为欠款和用户负责”。这家成立于创业潮卷起的2014年的公司,一度融资规模超百亿人民币,而在今天,却面临着现金流紧缺、可能的破产清算以及超过1000万用户过10亿人民币的挤兑——几乎所有人对戴威的决心都不太看好。

面对ofo的挫败,投资人群体正在做出反思: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财务上的判断是:盈利公式出现了问题。2017年初,“共享单车”概念正火热,ofo投资人朱啸虎曾公开算过一笔美好的账:一辆自行车200块钱,在校园里面,每骑一次5毛钱,每天能骑10次,就收了5块钱,200块钱可能40天就赚回来了。加上维护成本,可能3个月时间,成本就赚回来了——按照他和戴威的估算,2018年,ofo即能实现盈利。

一年多过去,已没有人再提起这个公式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正在达成共识,这是一个低毛利、运营成本极高的项目。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恰恰是一个无法做大规模的项目,它并不是下一个滴滴。

“让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全国自行车一年的产销量大概是8000万辆,汽车一年的产销量在2200万到2500万之间,考虑到单价的巨大差别,这两个行业的产值规模差距是巨大的,这个差距也应该是这两个行业创业项目的天花板。”洪泰基金副总裁宋楠为我们算了一笔账。

“这样一笔账,我相信很多投资人也曾算过,但为什么有人还是在一些项目上,投注了重金呢?”这是宋楠的困惑。他的另一个问题是:在A股市场,每年净利润5000万以上的公司有多少,但是过去几年,究竟有多少创业公司拿到过5000万以上的投资?

投资纪律性的缺失,几乎贯穿了中国风投发展的各个时期,它与市场的繁荣互为表里。乔希·勒纳在《梦断硅谷》中认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大量外来资金的涌入,为国内风投市场带来了第一波繁荣。繁荣的负作用是,市场遭到重压,估值水平水涨船高。生怕错失机会的投资人们,并没有过多关注这些值得警惕的信号,很多的基金甫一成立,便快速地把钱大量投了出去。

在市场最火热的时候,许多人并不太关心:娜拉走后怎样?

娜拉是谁?在2018年,她叫做ofo;在2008年,她是PPG;再之前的2001年,那个时代的娜拉叫亿唐网。这些项目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成长迅速,融资间隔期极短,都代表着一段时间的“风口”。

“风口”是一个被创投行业重新发明的词汇。

2011年,小米创始人雷军发出一条微博,总结自己的创业心得,认为:创业要大成,一定要找到能让猪飞上天的台风口。他试图用这个比喻对外解释,小米公司为什么能够成功:在勤奋、努力和坚持这些必要条件之外,我们只不过是在对的时候做了对的事情。

雷军可能并没有想到,这种带有自谦甚至自嘲式的漂亮话术,在此后几年被广泛误读。后来的许多创业者们,在研究完创业偶像的成功故事后,开始按图索骥般寻找“风口”。“风口”这个意象,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捷径与隐秘宝藏的想象:首先寻找到它的人,将成为童话故事里的主角。

“风口”一个又一个地接连到来。O2O、P2P、社区电商、直播平台、共享经济到最近的人工智能,以上名词几乎构成了过去几年的创投流行史。很大程度上,这些名词的堆积是共识投资的体现,资本与人力集体在一个方向上发力,合力在短期内制造繁荣。

在孟醒看来,这是一种创投领域的中国现象。“在美国,人们会在一个领域里寻找更多方向,而在中国,创业者喜欢在一个方向上,把规模做得更大。对于创业来说,谈不上哪一种更好,这只是一种挖坑与填坑的区别。”

投资人则应该警惕,孟醒补充道。在他看来,国内的风险投资目前有些急躁,投资人把钱投入一个又一个风口,然后试图在其中捕捉“独角兽”——这种并不存在的物种,作为另一种带有捷径与宝藏想象的词汇,正被越来越多地形容到明星公司的头上。

“我现在认为,一个投资人真正的成熟,是从放弃‘独角兽’开始的。”孟醒总结道。

共识并非一件邪恶事物。“当一个创新的商业模式或创新技术点出现的时候,社会会达成共识,它会改变人们的生活,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冯志相信,这是过去几年,中国的创业项目从复制美国模式,到扎堆涌入更中国化的商业模式的原因所在。

但对于“风口”背后的共识投资,他同样保持着警惕。“这是一种引致重大风险的思维方式,”作为巴菲特的信徒,冯志认为,由资本助推的社会共识,往往无法让一个行业成长为健康的业态,“因为资本是个加速器,它会让市场迅速进入无差别的‘红海’。”

这些投资人的判断与反思,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创投行业正在集体向规律回归。

公司的成长,自有其规律。初创公司从创立到成熟,需要经历必不可少的磨砺期。这个时期,在股权投资教科书中,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死亡谷”。它往往是一家正常公司的初创期,从财务上看,收入尚无法弥平各项开支。在逐渐寻找盈利的过程中,创业者不仅要在管理、人力、市场、产品上做出生死抉择,也要完成自我蜕变,成为有管理自觉的人。这一时期,是创业公司最容易死亡的时期。

那么,资本应该在这一时期,扮演什么角色?百度曾经历的故事,或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

2002年,中国创投行业遭遇挫折,一方面是互联网泡沫余波未平,另一方面,创业板未能如期开放,人们期待的国内退出渠道被阻断。在深圳,近百家创投机构倒闭;许多被投的互联网企业,此时也正在“死亡谷”中徘徊。

百度就是其中之一。此时的百度,刚成立不过两年,业务模式尚未完善,营收与市场均遭遇问题。投资方IDG的合伙人杨飞专门找到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沟通改变业务模式问题。这次会谈后来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史上的“隆中对”,在投资人的建议下,李彦宏下定决心,不能停留在搜索页面服务,而要做中文搜索引擎服务商。事后证明,IDG和百度都获得了满意的回报。

十多年的今天,这个故事具有别样的意味。中国创投市场,在经历了过去几年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大起大落后,是否会意识到:粗暴的资本堆砌,可能并不是快速飞越“死亡谷”的捷径?“死亡谷”的存在,是否自有其良性意义?

“无论创业或投资,真正想明白的人,会允许自己当一个精雕细琢的匠人,不会那么快,不会天天焦虑,会在风暴眼中安静待住,和时间做一对好朋友。”冯志说,近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他的上述论调。

这可能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时刻。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火热局面后,资本开始反思,价值正在回归,人们更少地谈论起新名词,创业者和投资人正在学习与流动性打交道。

只是,为此付出的学费,是否昂贵?这可能是一个薛定谔式的问题,无从确知。

高塔向上生长

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时,人们同时发现了蒸汽机和经济周期。

亚当·斯密时代的一位银行家,最早注意到了经济周期。他发现当时的英格兰,每隔五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波动。到了1862年,法国人朱格拉出版了一本经济学专著,他在书中宣告,资本主义经济平均每十年就会出现周期波动。又过了五十年,美国人韦斯利·米切尔将“经济周期”这个词汇,引入了经济学理论。一个幽灵,正式徘徊到了后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上空。

几个世代以来最聪明的头脑,试图对它进行解剖,并提出压制它的方法,熊彼特即是其中之一。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拥有梦想和决心的企业家发起的技术创新,拥有提振经济周期的效力。这个过程中,银行家能够为发起创新的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

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了“创新经济”的理论根基,而二战以来的美国,则误打误撞地验证了这一理论。

珍珠港空袭后,美国正式对日本与德国宣战。在欧洲战场后,美国人发现,轴心国占有着军事科技优势,在德军先进的雷达扫描下,美军轰炸机飞行员的生还率不到25%——罗斯福政府很快意识到,这是因为美国最顶尖的学术力量没有被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

范内瓦.布什——他后来提出了“曼哈顿计划”,也推动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又一位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提出建议:政府应将公共资金配置到顶尖大学院校中,鼓励他们将学术研究转化为现实需要的利益。事后证明,这条建议以及核弹头,的确让美国夺回了优势。

布什的建议在战后继续施行。特别是1944年《军人安置法案》出台后,老兵们重返大学校园,国内经济从军工生产转向促进就业与日用消费品制造。1946年,美国研究发展公司(ARD)成立于硅谷,它号称史上第一家风险投资机构。其创立者乔治.多里奥特,是美国军队的一位前将军,而ARD的使命则是帮助二战老兵创办私营公司。

美国的“创新经济”从此开始起步。上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计算机技术与个人电脑产业的兴起,一批当代美国史上最著名的公司,在最早的风险资本的帮助下,陆续成立。它们的出现,同时验证了熊彼特的另一条论断:创新并不是有规律地出现的,长期来看,它是以“密集”状态聚合的。

这样的故事,很可能也正发生在今天的中国。

一位十年前的穿越者,如果来到今天中国沿海的大城市,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在街头,他会看到人们举着手机低头行走,手机的屏幕全部是五颜六色的,里面跳动着影像和即时信息。在超市,结账柜台前竖立着方块状的斑驳条码,消费者使用手机扫描付款,几乎没有人使用现金。在写字楼里,许多人在大开间中办公,不同的公司相隔不过两三米,会议室是共享的,要通过线上系统预约——这位穿越者,很快会意识到,他和我们今天的所有人一样,正在置身于一场足够迅猛的科技革命现场。

如何理解,在不到十年间发生的这场巨变?

接受我们采访的多位投资人,给出的答案都指向人口红利。一位美元基金的投资人表示:“和美国当年的科技浪潮不同,我们今天的科技巨头,几乎都是伴随着消费人口的增长而崛起的。”

在官方统计数据中,截止2018年11月底,国内移动电话总用户数已超15亿,其中4G用户占比超过11亿,移动互联网用户接近14亿。海外调研机构给出的数据几乎一致,据美国媒体机构Zenith最近发布的报告,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数已达到13亿。而在智能手机数据开始纳入统计的2011年,中国智能手机保有量仅有2亿部。

这意味着,短短几年,更多人接入移动互联网,成为了各大科技公司的用户。很大程度上,短期内大量释放的消费力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科技巨头,也成为了这一波科技革命背后的驱动力。

这也造就了另一种中国特色。科技巨头们为了争夺用户以及市场的增长,纷纷迈出原有的边界,从事起与原业务看上去并不相关的产业。要么自己干,要么向这些新产业注资。后者是中国科技巨头战略投资(CVC)的起源。

科技巨头战投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国内创投生态。

此前,科技巨头在国内互联网创业者心目中,是一种阴影般的存在。中小型创业者的普遍担忧是:我的产品如何不被大公司抄袭?

这种担忧在2010年曾达到顶峰。当年,腾讯与奇虎360爆发了中国互联网史上著名的“3Q大战”,两家在各自领域占据头部地位的公司,以用户的系统桌面为战场,封杀对方产品与服务。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让创业者和投资人意识到,科技巨头们正在跨越各自的“卢比孔河”,希望在更多的领域开疆拓土,进入更多的陌生市场。

“如果腾讯、百度或阿里打算进入你的市场,你要怎么办?”在此后的一两年中,这样的问题曾被风险投资人抛给无数的创业者。也正是在差不多的年份,一部叫做《三体》的科幻小说,开始在创投圈内流行,其中“黑暗森林”与“降维打击”等词汇,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流行文化背后的一种忧虑是:如果中国互联网行业最终只剩下几家公司,那么创业还是否具有意义?

面对越来越多的“垄断”指控,科技巨头尝试做出改变。

在结束了与奇虎360的战争一个月后,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一场企业家聚集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互联网未来的8条论纲》,其中提到:“垄断”是一个令人烦恼的罪名,但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假想的罪名。

话音刚落不过一个月,2011年1月,腾讯成立了50亿元的产业共赢基金,提出要为“互联网及相关行业的优秀创新企业提供资本支持”。此后,“开放”成为了腾讯热衷于对外宣传词汇。

另一家巨头阿里巴巴也做出了动作。阿里资本早在2008年就已成立,作为集团下属部门,主要从事跟投和一些早期项目投资。与此同时,阿里的投资业务还分散在淘宝投资部和B2B投资部。到了2011年下半年,阿里投资部从北极光挖来了第一位专业投资人,阿里的战略投资开始加速。

这正是中国创投行业迎来热潮的前夜。科技巨头的入场意味着什么?

曾负责阿里战略投资的张鸿平,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巨头布局产业投资的初衷,除了要消化大量积累的现金,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技术演进中不被颠覆——这个说法一方面解释了科技巨头们的驱动力,另一方面也像人们显示了巨头们的野心和好胃口。

关于胃口,数据提供了证明:腾讯高管曾在2018年初宣布,腾讯投资企业的新增价值已超过腾讯本身市值,根据此前数据,腾讯宣布的对外投资公司数量已达到700家左右,总投资规模在千亿元级别;同期,阿里巴巴宣称,其战略投资资产已价值800亿美元。对此,Sanford C. Bernstein的分析师认为,“考虑到两家公司的交易速度,他们的数据库‘可能永远不会完整’。”

这造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在今天,更多的风投市场份额,正在被战略投资者所占有。而财务投资人正在越来越多地把已投的项目送到科技巨头的手上,希望对方接盘。“换句话说,我们正在为他人做嫁衣。”不止一个投资人在接受采访时,向我们这样表述。

更谨慎的投资人也在提醒创业者,不要对战略投资过于乐观。“战略投资很多时候可能是没有那么单纯的,对于新兴产业,它一面会布局,一面也会做出防御性投资——你最好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发展,帮我打仗,而不要颠覆我。”武凯这样认为。

接连发生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这个说法。从腾讯入股京东,到滴滴与美团融资过程中阿里与腾讯的纠缠,再到最近遭遇危机的共享单车行业的战投分歧,人们惊讶地发现,战争还在继续。区别是,巨头们不再像“3Q大战”时,立于在台前直接搏杀,而是站在幕后,通过所投项目,在不同领域里博弈——这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代理人战争”。

新兴的科技巨头也在试图学习这种打法。在采访中,有投资人告诉我们,他发现越来越多的新兴创业公司,在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会开始发起产业基金,涉足更多领域——作为对比,它们的海外同行,一般不会在同样的发展阶段,轻易做出类似的决策。

无论是否具有争议,这种新鲜独特的模式,都在此刻塑造着未来。对于未来,人们正在试图进行理解。

《经济学人》的一位文章作者,对此提出过一个文化景观上的对比。他发现,西方科技巨头的总部建筑通常是横向铺展开的,比如Facebook的硅谷园区主体,是由公园和桥梁连接的两层建筑,谷歌的总部则是由数十个独立建筑组成的街区;而在中国,科技巨头似乎更青睐向上生长的高楼,比如腾讯最新建立的两栋大楼,一栋高39层,一栋高50层。

向上生长的高塔。这可能是关于中国故事的一个最新象征。

“大转变”时刻?

低沉的情绪今天正在这个星球上蔓延。

我们写就这篇文章时,正是2018年年底。太平洋岸边的两个国家正在彼此不安地对视,债务问题让大国首脑们头痛不已,许多分析师相信,又一轮的全球经济衰退要到来了,就像南非此刻发生的那样。比特币的持有者可能在懊恼,过去的一年,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奇幻漂流。失业、罢工与抗议,出现在全球许多城市,大部分人钱袋缩了水,一小撮人发了财。

过去的一年,对于中国创投市场来说,也并不友好。民间资本越发收缩,一些投资机构出现了募资困难,一些拿到钱的机构,也不像此前那样豪爽,开始更谨慎地进行估值管理。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管理增值正在逐渐替代财务杠杆,成为私募股权交易高回报的核心来源。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否已过去?即将发生的会是更坏的故事吗?类似的问题出现在年末媒体的盘点中,也出没在人们心里。

乐观是稀缺的,它依旧存在。盛希泰就认为:“今天并没有什么创业寒冬,只是伪创业正在死去,真正的创业在向商业本质回归。”

冯志应该会同意这个看法。他觉得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在路上”的故事。“美国的资本主义环境已经有200多年了,而我们刚刚走上这条路没多久,需要时间变得更好。有些事情是不能逾越的。”

从股权投资人角度来看,他认为“不能逾越者”至少有二:

一是对世界的总体认知。投资人是只接受增长的假设而不能耐受周期起伏,还是坦然接受并利用之;是将群体性获利视作常态,还是明白赢家始终是少数人?这仅是认知跃迁的考验,而且直接影响自身结构和打法的形成。

二是识别和增加价值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时间的培养和验证,它不仅是个体的修为进程,也代表环境的逐渐转变和成熟。

这两者同样是我们理解过去、今天与未来的钥匙。

创业与风投,作为概念出现,到成为规模化的群体行为,已历三十余年。这一时期,中国发生了现代史上并无先例的经济扩张。超过8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并形成了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过去几年的创业潮,同样可被视作他们群体期望与上升要求的表达。

在一些创新领域,中国人正在释放出独特的竞争力。这些领域不仅包括被谈论较多的智能支付等领域,也包括正在发生的创造性表达革命——从博客、微博、直播到短视频,中国人的表达力以空前的烈度被重构着。以往看上去普通的乡村少年,今天可能是拥有百万关注者的网络明星,并因此获得回报。诸如此类的微小变化,会在未来投射下什么样的影迹?

商业世界中,更多的人开始谈论起价值,这是经济增长放缓的副产品。在我们的采访中,投资人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关注,某种程度上,正在变成共识。他们所谈的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指向创业者的,也是指向他们自己的。也有投资人主动谈到,投资机构应该考虑的,除了短时的存续期,还应包括长程的经营周期,即:一家风投机构,要不要作成百年老店——很难想象,在经济狂奔的时候,人们会停下来思考这样的问题。

一个事实是:国内关于创业与风投的研究,目前还并不丰满。许多媒体上的讨论,往往是情绪性的意见集合,很可能不足以引导我们对未来做出更好的判断。

美国学者沃尔特·米德认为:“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一个成熟的信息经济轮廓才会清晰。”

这句话来自他今年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的文章《大转变》(The Big Shift)。在这篇文章中,米德谈论了美国内战结束后的35年时间——这段时间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最令人沮丧的一段时期,但米德却认为,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逐渐从一个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家,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是美国的“大转变”时刻。

问题来了:

我们是否也在经历类似的“大转变”时刻呢?今天发生的变化、出现的问题,是否会成为未来变革的引线与注脚?

历史的一个迷人之处是:今天的问题并不能获得即时的解答。它教会人们耐心地等待,直到适应它的思想与制度出现。令人惊奇之物总会出现,就像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上一个时代。

上一个时代的开端,2007年。

乔希·勒纳还没有写出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风投专著《The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这本书的名字,还仅仅是绿日乐队的一支单曲名。那年的某一天,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走上台前,拿出世界上第一台iPhone,手指轻轻划过屏幕,这首歌的声音传了出来:

“我走在空寂道路,

我唯一知道的道路,

不知它通向何方……”

这正是我们脚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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