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中国最富裕的 1% 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安逸。如果以收入水平作为衡量是否富有的标准，根据 2014 年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当一个家庭年收入超过 48.5 万元，就是中国收入最高的 1% 的家庭。

换言之，当代中产阶级依照网络段子的描述，声称自己刚好脱贫的时候，他很可能已经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眼中标准的革命对象。

但平心而论，48.5 万的年收入很低吗？按照当时汇率，它大约等于 79000 美元或 65000 欧元，远超美国（54398 美元）、德国（35500 欧元）、法国（30500 欧元）等发达国家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甚至比卢森堡（64600 欧元）这个被很多人视为「全世界人均最富裕」的小国还高出一点。而中国的物价比发达国家低了不少，照理说，这群人过上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应该绰绰有余。

欧洲央行发布的部分欧洲国家家庭收入中位数（2014 年）

在中国正处互联网浪潮的今天，这样的中产梦似乎是可以预期的：一个读对了专业的大学生，毕业进入互联网大公司，起薪很可能就超过 20 万，只要发展还算顺利，数年后结婚时选择的也是与自己工作相近的伴侣，那他们组成的家庭，就是中国收入最高的 1%。

然而我们却很难见到他们享受财务自由，享受卢森堡式的中产生活，我们更容易看到的，是这类家庭控诉自己的生活多艰，比如最近让无数人揪心的那句：「难以想象自己在楼上写代码，孩子在楼下被虐待。」

为什么最快富起来的这批中国新中产，命运会如此不济呢？

此富非彼富

一线城市的「高物价」，是最常见的「贬低」新中产收入的理由。

但中国一线城市的物价其实远未高到发达国家的大都市水准，因为劳动力平均价格与物价息息相关：北京、上海的服务员工资虽为全国最高，也只是略微高于 3000 元，这样廉价的劳动力为城市中产提供了数不清的红利。

既然物价更高的西方中产都能过上足够安逸的生活，那到底是什么力量绊住了中国新中产呢？

一个常见的猜测是「福利不足」：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都高于中国，因而他们的中产阶级不必为「摇篮到坟墓」烦恼。

然而，无论如何包装，福利都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一种再分配制度。考虑物价水平，以中国新中产的富有程度，把他们直接挪到欧洲福利国家，都多半属于被福利系统索取而非照顾的对象。

缺乏资产引发的焦虑感才是最合理的答案。

如果以净资产作为富有的标准，那么要成为中国前 1% 的家庭，需要持有超过 713.2 万元的净资产。

北京、上海相亲角的大叔大妈们提出「有车有房」要求时，他们实际是在搜寻中国净资产的前 1%

713.2 万，大约相当于在一线城市筹划购买二套房并备好了首付的家庭，积累时间不长的中国新中产，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然而拥有高收入的年轻人并不同时拥有高额净资产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现象，何以只有中国新中产要焦虑至此？

中国特色焦虑

为财富焦虑并不是新中产才有的特征，由平安财富宝联合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院长方方共同调研完成的《2017 国民财富焦虑报告》显示，78% 的受访用户处于中度焦虑水平。由于这份报告选取的调查样本是来自 30 个城市的 2000 多名平安财富宝客户，而这一理财平台又定位于高净值人群，它很可能还低估了中国人真正的财富焦虑程度。

方方院长指出，虽然个人经济水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财富焦虑的程度不仅仅取决于它

那么，处于财富焦虑中的中国人是否真的财富匮乏呢？

并非如此，事实上，中国人长期的经济习惯都是广积粮、缓消费，他们的自有住房拥有率接近九成，城市户口家庭平均资产多达 147 万元。2010 年，中国家庭净资产总值高达 69.1 万亿美元，比同年美国家庭净资产总值（57.1 万亿美元）高出 21%，而当年中国 GDP 总值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不过，中国财富分布极为不均，在城市，10% 的家庭占有 89.5% 的资产，所以一般人会自觉「拖了后腿」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同时也属于不太敢净负债的族群，据瑞士信贷估算，全世界财富最少的 10% 人群（财富为负值），有 12.6% 是中国人，而有 13.7% 住在经济发达的欧洲。

在这样普遍财富焦虑的环境里，不难想象事业刚刚起步、财富相对匮乏的年轻人会抱着怎样的心态。平安财富宝《2017 国民财富焦虑报告》的一些结论也佐证了关于他们的猜想，调研发现：年轻人扎堆的汽车机械、服务中介、电子通信、房地产和互联网等行业焦虑值有偏高的趋势，而更为传统的政府公共事业、传媒教育文化则焦虑值较低；已婚人群的焦虑水平也显著低于未婚。

有趣的是报告显示，当净收入高到一定标准后，焦虑水平不再有明显变化，家庭年支出在 50-100 万之间的人财富焦虑水平最低

但《2017 国民财富焦虑报告》也提供了一些看上去与这些年轻人境况不符的结果，它给出的「城市财富焦虑值排行榜」上，一线城市只有广州进入前十且刚好为第 10 位，深圳、上海、北京分别列在 14、15、17 位。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戳破了北上广逼人「逃离」的迷思。

然而只要再进一步分析，不难意识到，更合理的解读恐怕是：这个一线不焦虑的结果，与北上广深充溢的「小确丧」都是真实的。因为互联网文化是年轻人的地盘，反映的也主要是他们的状态，而正由于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足够「丧」，才压倒了一线城市信息及投资渠道多元给中老年人带来的利好，变成最为主流的印象。

北京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学院的博士生导师魏坤琳教授解释说，我们熟知的「小确丧」，比如很多女性热衷逛街，过度消费，就是逃避财富焦虑的一种表现。

不过，正如前面所说，这些混迹在一线的年轻人，很可能拥有中国历史上最清晰的收入提升路径，迅速挤进社会前 1%。他们的「丧」，到底有几分理性？

他们来晚了

他们之所以丧，是因为需要面对某些特殊的代价，价格之高，即使进入中国最有钱的 1%，也会感到窒息。

因为他们来晚了！当移动互联网进入迅猛发展的快速造富阶段，被该产业当做创业基地的北上广深也相继步入了史上最严的人口管控时期。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的批复提出，「到 2020 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 2300 万人以内，2020 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而且城乡建设用地面积还需减少。

虽然从收入上讲，新中产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精英，但实施「控人」政策的大城市却未必会把他们当做人才欢迎。

以实施积分落户的上海市为例，符合政府积分要求的「人才」本已罕有，而这些「人才」也会因为各种不可预知的关卡，得不到城市接纳，滞留在漫长的等待期。如普陀区 2016 年工作总结中披露的：「（全区全年）办理居住证转常住户口 138 人，受理居住证积分认定材料 5797 份。」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普陀区外来常住人口为 22.7 万人。

如果「暂住」的结果仅仅是被公共福利拒之门外，那还不至于太难过。问题是有福利的部门一定伴随着严苛的管制，叫市场的无形之手也不好伸出来帮忙。

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对室外游戏场地的要求，此外幼儿园绿化率还必须高于 15%（中心城区）

足球巨星 C 罗发布自己儿子的进球视频，不少中国球迷看后反应是「这是哪个乡下小学的球场」，在中国一二线城市，学校足球场都铺有草皮，虽然中国孩子未必有时间踢球。

表面上看，管制是善良的，它总是把门槛往高了拔，生怕受管制的人没过上体面生活，尤其是「再穷不能穷教育」。

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一份强行升级的背后，都意味着承担不起升级成本的供应者被迫退出。结果，被视为公共福利的部门，成了争抢配额的残酷游戏。

这个游戏并不公平，除开一小部分万事不愁的群体，配额一般存在有户籍有房—有户籍无房—无户籍有房—无户籍无房这样的优先顺序。而在严格「控人」的今天，排在最末等基本就意味着出局。

当然也不是只看户籍和房产那么简单，这则「家长学历至少大专」的报道虽被官方辟谣，但在实施积分制的城市，低学历移民家庭难以得到公共服务却是不争的事实。

好不容易混成中国前 1% 的家庭，却眼见着要被几纸文件搞出留守儿童？怎么办？选择有三：让孩子留守；放弃高收入回原籍去；拼命往前挤，不要留在被刷掉的位置。多数人会选择最后一项，尽管它代价不菲：作为海淀上班族睡城而闻名的回龙观，原本在北京人眼中只是偏僻郊区，如今稍微像样的房子卖过 500 万早就属于常态。

从此，年龄不大的新中产开始同时持有高资产和高债务，在还清贷款之前，都很难表现出「财务自由」的消费姿态。显得很「丧」，却是理性的。

幸运的是，对于大多数仍为事业而奋斗的年轻人，户籍的代价还可以主动选择不背。中国一线城市异常偏袒单身，只要你永远不结婚，不生孩子，尽管在长辈看来更「丧」，北上广深的势利却因而就仿佛与你无关。你养猫、看电影、寻访美食、每年出国旅行一两次，转发外国网民羡慕移动支付的新闻，感觉生活幸福极了。